第4章 五年后——废人张英

五年后，1990年7月，下午五点整，和协医院停车场最前排空位上停着三辆豪车。

左右两边停着两辆黑色奔驰560sel，六名外籍女保镖坐在车内，目光警惕地扫视着车窗外的每一个角落。

中央停着一辆劳斯莱斯silver spur，车头的欢庆女神静静矗立，在落日余晖中镀上一层金色。

驾驶座上是一位国内女司机，三十出头，短发，干练，双手端正地握着方向盘，身姿笔挺。副驾驶上坐着一个浑身肌肉疙瘩的黑人女保镖，膀大腰圆，脖子粗得像树桩，眼神锐利，不停地扫视着停车场入口和医院大楼的每一个门窗。

后排，一身顶奢的张英靠在真皮座椅上，岁月没有在她脸上流出多少痕迹，任谁看外表也看不出她是个宝妈。

她时不时抬起左腕看一眼那只百达翡丽golden ellipse白金满钻手表。

五点零三分。

还有不到半个小时，闺女就会从病房大楼里出来呢。

张英垂下眼，看着自己身上这条香奈儿连衣裙——黑色，金色双c标志缀在腰间，面料细腻，剪裁利落。这是儿子专门从巴黎空运回来的，说是今年春夏最新款，国内没有。

她忽然有些恍惚。

五年前，她是个家庭妇女，现在也还是家庭妇女。但此家庭妇女非彼家庭妇女——五年前她穿的是批发来的衣裳，虽然也不便宜，但跟香奈儿三个字八竿子打不着。那时候她觉得自己穿件的确良的衬衫已经算讲究了，出门被人夸一句心里都美滋滋的。

现在呢？香奈儿、爱马仕、卡地亚、哈里·温斯顿，这些牌子她以前连听都没听过，现在却穿在身上、戴在腕上、挎在臂上。

在家有保姆，有管家，出门有劳斯莱斯，前后左右都有保镖随身保护，走到哪儿都有人盯着看，像是在看大熊猫。

张英轻轻叹了口气，说不上是满足还是别的什么滋味。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但是有选择，她还是希望儿子能回来，或者说又不希望他回来。

五年，整整五年了。

她只在录像带里看见过儿子的身影。那些从美国寄回来的录像带，一箱一箱地摞在柜子里，她翻来覆去地看，每一盘都看过几百遍。

录像带里的儿子比上次又高了一点，西装又换了一套，说话的口音里带着点英文腔调，但笑起来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

昨天公公从美国打电话回来，说旭东现在长到一米六六了，她听了又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儿子长高了，心酸的是她只能听别人说。

她只能每天在电话里听见儿子的声音。儿子不管多忙，每天晚上都会打一个电话回来，雷打不动。有时候说几分钟，有时候说半个小时。

电话那头偶尔能听见有人用英文汇报行程，偶尔能听见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偶尔能听见觥筹交错的背景音——那个世界离她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星球。

她只能在收音机和报纸上看见儿子的成就。

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儿子穿着深灰色西装，双手抱胸，身后是曼哈顿的天际线，标题写着“the billionaire who changed wall street”。

福布斯的富豪榜上没出现他的名字，但美国人都说儿子的账户余额密密麻麻都是零，就像成都一样。

美国的新闻说，儿子今天在白宫跟总统共进晚餐了，明天和州长打高尔夫了，后天出现在了华尔街，一群西装革履的高管排队向他汇报工作。

儿子已经从麻省理工博士毕业了，听说在校几年写了十几篇论文，发表在应用数学、计算机和金融的顶级期刊上。这些期刊叫什么名字她记不住，但公公说，有些人一辈子能发一篇就算顶尖了，旭东发了十几篇。

现在的儿子已经成了世界著名的大学者、大资本家、大慈善家，有多少钱儿子自己都说不清，反正每天都在赚钱、花钱、捐钱的路上。

听公公说，儿子全美到处都有庄园豪宅，佛罗里达有海景庄园，纽约有曼哈顿顶层公寓，加州有比弗利山庄的别墅，科罗拉多还有一座滑雪度假村等等。

日常出行更是跟着十几辆车，前后左右全是持枪安保，光私人保镖就有一百多人，分三班倒。

私人飞机都不止一架，湾流、庞巴迪挑战者、波音大飞机，直升机更多，各个洲都有，随时待命。听公公说每次降落，停机坪上已经停好了他的车队，劳斯莱斯、奔驰、凯迪拉克，清一色的黑色，像一支小型军队。

每次听见家里人说起儿子的这些成就，她就骄傲，她就自豪。她恨不得告诉全世界，那个在《时代》周刊封面上的年轻人，是她儿子。是她张英生的。

她迫切的希望儿子能回来看她。想亲眼看看他长多高了，想摸摸他的脸，想听听他当面叫一声“妈”，而不是隔着电话线，听着那个被电流扭曲过的声音。

但是不能。

她不能让自己儿子回来，她不敢。

张英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她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把那股涌上来的酸意硬生生压了回去。

她永远都忘不了五年前的那天。那天发生的事，像刀子一样刻在她心里，这辈子都抹不掉。

那天晚上，她和王建国正捧着三个大院子的买卖合同傻乐，闺女在掰着手指头说着应该怎么重新装修，应该添置什么。

突然，门被敲响了。不，不是敲，是拍。三下，很重，像是用拳头砸的。

王建国当时脸就沉了下来，心里老大不高兴，哪有这样敲门的，半点规矩都不懂。他憋着火气一把拉开门，话还没出口，整个人就僵在了原地。

门外站着四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身形挺拔，面色冷硬严肃，腰间隐隐鼓起一块。领头的那个人四十来岁，方脸，目光很沉。

没等夫妻俩反应过来，对方只亮了一眼证件，语气客气却不容置疑：“王建国、张英同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配合核实一些情况。”

话音刚落，两人就被客客气气的架了出去。门在身后关上，张英只来得及回头看一眼，闺女就那么孤零零站在屋子中央，小脸煞白，眼睛瞪得圆圆的，满是惊恐和无助。

每当想到这个场面，张英的心就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揪得生疼。

当晚，他们被带到了某间小会议室。

房间不大，但里面坐着挺多人。长桌两侧坐满了穿深色夹克或中山装的人，有的在抽烟，有的在看材料，有的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们。烟雾缭绕，灯亮得晃眼，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和一股说不出的沉闷。

她被按在一把木头椅子上，王建国坐在她旁边。对面是一张长桌，桌面上摊着几份文件。

问话开始了。

反反复复，翻过来调过去，就是那几个问题——你们儿子王旭东在香港期货市场赚了很多美元，这事你知不知道？他的资金是怎么来的？你们知不知道个人私自持有外汇、在境外投资是违法的？他有没有跟你们提过这些事？

她和王建国全程摇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自己不识数，法盲，还没文化，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他们又接着问:那王启才呢，王启才跟王旭东一起去的香港，他们今天从香港飞回北京，你有没有跟他们见过面？他们为什么突然拿了签证坐飞机直飞美国？

直到这时她和王建国才知道自己儿子已经走了，然后他们松了口气，心里就突然踏实了，王建国直接开始闭目养神，再问就阿巴阿巴。

然而她张英没阿巴，她开始闹了。

我儿子怎么去美国了？他好好的为什么去美国？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他才8岁，就算他在香港赚了点钱又能怎样？他该死？还是要被枪毙？你们8岁就懂法了？现在你们把我儿子逼走了，快给我还来，还我儿子！

真的是大闹会议室，那些人还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干瞪眼。

到了早上，会议室里又进来一个人，干什么的不知道，反正气场挺大，进来就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夫妻俩。

这人说的话她到现在还记得。

“你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想办法叫王旭东回来。立刻回来。不许在美停留。听清楚了吗？”

这句话像一根火柴，扔进了火药桶。

王建国当时就炸了。这个从昨晚到现在一声不吭的男人，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句话都没说，攥紧拳头，一拳砸在那人嘴上。

“回你大爷！”

那一拳结结实实，声音闷得像锤子砸在冻肉上。那人往后踉跄了两步，嘴唇当场就撕裂了，牙都掉了几个。然后旁边的人叽叽喳喳的一窝蜂涌上去，有的扶人，有的挡在前面，有的伸手去按王建国。

张英也动手了。她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从昨晚被带走就开始憋，憋了一整夜，憋得胸口都快炸了。

现在听到立刻叫回来这几个字，那团火彻底烧穿了她的理智。她扑上去，又挠又咬，指甲划过一个人的脸，牙齿咬住另一个人的胳膊，现在想起来她当时真像一头发了疯的母老虎。

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不在乎。她只知道，这些人把她的儿子逼走了，现在又要她把儿子叫回来。凭什么？你们算什么东西？

只要儿子没事，他们夫妻俩就没什么可畏惧的。

儿子在美国，在飞机上，在这些人够不着的地方。这就够了。至于她自己会怎么样——坐牢？枪毙？随便。他们不在乎了。

混乱持续了几分钟。最后，几个男人合力把他们分开，她的指甲断了两个，手指上全是血，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王建国的衬衫扣子被扯掉了两颗，领口歪在一边，嘴角也有血，但不是他的。

然后，他们俩被单独关了起来，期间没有人再来问话了。

到了晚上，转机出现了。

门锁响了，铁门被打开，进来一帮人。不是之前那拨，换了一拨。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深蓝色的夹克，说话客客气气的，脸上带着笑，先郑重的道了歉，说之前的事是这帮人是私下干的，没有得到任何授权，让他们受委屈了，这些人已经被严肃处理云云。

然后，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回了招待所。

这话他们信，因为新来的这帮人里他们见过好多个，都熟，他们也明白那时是个什么光景。

他们回去后，儿子也打电话报了平安，说自己刚下飞机就被麻省理工录取，待遇都是最顶级的。

有王老头跟着，他们倒不是非常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