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省城之行

1992年7月，陈砚洲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这次去省城不是为了回家，是为了参加全省大学生数学竞赛的集训。张教授帮他争取到了一个名额——全省前二十名的选手可以参加暑期集训，由省数学会组织，地点在省城的一所师范大学。集训为期两周，食宿全包，目标是选拔出十名选手代表安徽省参加十月份的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陈砚洲是集训队里唯一的中学生，也是年龄最小的。其他十九人都是大学生，最小的大二，最大的研三。报到那天，负责签到的老师看了他的学生证，又看了他一眼，问了一句：“你就是那个少年班的？”陈砚洲点头。老师在名册上打了个勾，递给他一张房卡和一张日程表，“三楼，两人一间，你的室友是安大的研究生，姓刘。”

陈砚洲接过房卡，拎着行李上楼。房间不大，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窗外是学校的操场。他把行李放好，铺好床单，坐到桌前翻看日程表——每天上午三小时讲座，下午三小时做题，晚上两小时讨论，周日休息半天。节奏很紧，比少年班的日常学习强度还大。

门被推开，进来一个高个子青年，二十出头，戴眼镜，皮肤黝黑，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他看了陈砚洲一眼，愣了一下，“你是……我的室友？”陈砚洲站起来，“陈砚洲，中科大少年班。”那人伸出手，“刘建军，安徽大学数学系，研一。”两人握了握手。刘建军把行李放下，一边铺床一边说：“我听说这次集训有个少年班的学生，没想到跟我一屋。你多大了？”“十一。”“十一？”刘建军的手停了一下，“我十一岁的时候还在镇上读小学，连县城都没去过。”陈砚洲没接话，低头看日程表。刘建军铺好床，坐到对面，“你数学学到什么程度了？”“够用。”“够用是什么意思？”“就是集训队的题能做得出来。”

刘建军看着他，不知道这句是谦虚还是狂妄。接下来的两周，他找到了答案。

集训第一天上午，省数学会的副会长、师大的周教授讲数论。周教授在台上讲了一个半小时，从同余讲到二次剩余，从二次剩余讲到原根，内容密集，节奏很快。台下的大学生们埋头记笔记，笔尖沙沙响。陈砚洲也在记，但记得不多，只在关键处写几笔——大部分内容他已经在张教授的辅导资料里学过了。

下午做题。周教授发了四道题，要求在三个小时内完成，题量不大但难度极高。集训队二十个人坐在阶梯教室里，有人皱眉，有人咬笔，有人对着草稿纸发呆。陈砚洲先花二十分钟把四道题全部看了一遍，在心里排好优先级——第一题最简单，先做；第二题中等难度，其次；第三题较难，放在第三；第四题最难，最后做。

第一题是关于整除性的证明，他用了十五分钟做完。第二题是关于同余方程的求解，用了二十分钟。第三题是关于二次剩余的判别，卡了半小时，换了一种思路才做出来。第四题是关于原根的存在性证明——这道题他已经做过了。张教授给他的资料里有类似的题目，他把当时的解法回忆了一下，用了二十五分钟写完。

抬头看表，离结束还有五十分钟。他把四道题重新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计算错误和逻辑漏洞，然后交卷。坐在他前面的刘建军听到他交卷的声音，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他才做完了两道。

集训第五天，周教授在课上公布前四天的成绩排名。陈砚洲排第三，前两名都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周教授念到“陈砚洲，中科大少年班”的时候，阶梯教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在二十名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中排第三，这是所有人没想到的。陈砚洲面无表情，低头看着手里的讲义。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排第三——不是能力不够，是经验不足。前两名的研究生参加过多次竞赛，知道如何分配时间、如何踩得分点、如何规避扣分陷阱。这些东西他在集训期间正在学，但学得还不够快。

集训第八天，周日休息。陈砚洲没有休息，去了一趟省城的新华书店。

他在书店里待了三个小时，买了一本书：《证券投资学》。这是他上次在合肥就想买的书，但合肥的书店没有，省城的新华书店有。三百多页，定价六块八，不便宜，但他觉得值。回集训队的路上，他找了一个路边的小吃摊，吃了一碗牛肉面，两块五，加了一个荷包蛋，五毛。总共三块钱。他一边吃一边翻《证券投资学》的目录——证券概述、证券市场、股票、债券、投资基金、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这些内容他前世都学过，但那是二十年后的事。二十年前的理论框架和二十年后的不一样，他需要重新学一遍，才能知道在这个时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集训最后一天，周教授宣布选拔结果：十个人代表安徽省参加十月份的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名单按成绩排序——第一名，安徽大学研究生王志远；第二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李铭；第三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陈砚洲。念到陈砚洲名字的时候，阶梯教室里响起了掌声。不是那种敷衍的、礼节性的掌声，是真诚的、带着敬意的掌声。这些大学生集训了两周，亲眼看着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做题比他们快、正确率比他们高、思路比他们灵活。他们服气。

刘建军也入选了，排第八。回房间收拾行李的时候，他对陈砚洲说：“回去之后，我把你的解题思路整理了一下，发现你用的方法跟周教授讲的不一样。”陈砚洲说：“哪种好用用哪种。”刘建军想了想，“你说得对，但大多数人都只会一种。你会几种？”“不多，两三种。”“两三种还不够多？”陈砚洲把书包拉链拉好，“够用了。”

当天下午，陈砚洲坐火车回合肥。火车上人不多，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把《证券投资学》翻开，从第一章开始读。窗外是江淮平原的夏天，稻田一片连着一片，绿得发亮。他在想一件事——全国赛的对手是各省选拔出来的顶尖选手，大部分是数学系的研究生。他一个十一岁的少年班学生，在这些人中间能排第几？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不管排第几，他都会尽全力。因为数学竞赛不是他的终点，只是他证明自己“能做到”的一块跳板。

火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走出火车站，坐公交车回学校。车上人挤人，他把书包抱在胸前，护着里面的书和笔记。路灯一盏一盏从车窗外掠过，明暗交替，像某种节奏。他想起了去年春节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走廊里的灯也是一步一亮、一步一暗。那时候他觉得冷，现在不觉得了。不是因为合肥变热了，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回到宿舍，周维庸不在——暑假期间他回了湖南。林宇也不在，回了福建。整层楼只有他一个人。陈砚洲把行李放下，把《证券投资学》放在桌上，铺开信纸，开始给家里写信。他在信里写了集训的情况、入选全国赛的消息、回去的时间，最后在信的末尾加了一段：“爷爷，暑假我回去一趟。两年没回家了，想看看加工厂，想看看矿上，想看看您。砚洲，1992年7月20日。”

信寄出去之后，他坐在床上，靠着墙，闭着眼睛。两天后就是全国赛的集训，张教授会给他单独安排训练计划。他需要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把自己的数学水平再提升一个档次。

窗外，合肥的夏夜很安静。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像一个老人在低声说话。陈砚洲睁开眼睛，看着窗外。他知道这个夏天会很忙，但忙一点好，忙一点就没时间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