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等待

1994年7月中旬，合肥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陈砚洲回到学校，发现宿舍楼空了一大半。考完试的学生们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有的回了家，有的去旅游，有的去找工作，有的在出租屋里睡大觉。走廊里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只有偶尔从某个房间传出的收音机声，断断续续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周维庸还在，他趴在床上看一本计算机杂志，看到陈砚洲进来，翻了个身，把杂志扣在肚子上。

“陈老师，你还没回家？”

“等成绩出来再回。”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七月下旬。”

周维庸算了算，还有十几天。“那你这些天干什么？”

“做题。”

“还做题？”周维庸瞪大了眼睛，“高考都考完了，你还做什么题？”

“全国赛。十月。”

周维庸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看着陈砚洲把书包放下，从里面掏出那本翻得起了毛边的竞赛习题集，坐到桌前翻开，拿起笔，开始做题。动作熟练得像机械一样自然，没有任何犹豫和拖延。周维庸摇了摇头，重新拿起杂志，翻了两页，又放下了。

“陈老师，你不觉得累吗？”

陈砚洲的笔停了一下，想了想。“累。但不能停。”

“为什么不能停？”

“因为停下来，就再也跑不起来了。”

周维庸没有听懂这句话，但他没有再问。他翻过身，趴在床上，把杂志垫在下巴底下，盯着陈砚洲的背影看了一会儿。那个背影比他小四岁，比他矮半个头，肩膀比他窄，但坐得比他直。笔尖在纸上游走，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春蚕吃桑叶，不急不慢，但从不间断。周维庸忽然觉得，这个人跟他见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东西——一种近乎偏执的自律。这种自律不是逼出来的，是长在骨头里的，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日积月累，不会因为天气的变化而停止生长。

高考成绩要到七月二十五号左右才公布，陈砚洲有将近二十天的空白期。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上午做竞赛题，下午看书，晚上写信。

竞赛题是张教授给他的那摞资料，还剩最后几套模拟题没做完。他每天做一套，严格按照考试时间计时，三个小时，不提前，不延后。做完之后对照答案，把错题抄在一个本子上，分析错误原因，写出正确的解法。他的错题本已经用了三个，每一个都写得满满当当，字迹工整，步骤清晰，像一本印刷出来的参考书。有些错题他反复错了三四次，每次都在本子上标出不同的记号——红笔画圈的是计算错误，蓝笔画线的是思路错误，黑笔画点的是知识点没掌握。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地去补。

下午看书，看的不是数学书，是经济和管理方面的书。他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一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英文版的，厚厚一大本，像砖头一样。他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流畅地阅读英文原著，但他不急着读懂每一个词，先看图表和公式，猜个大概，等英语水平上去了再回头看。这种方法虽然慢，但效果好。因为他不是为了考试而读，是为了理解而读。理解的东西，不会忘。

晚上写信。写给家里，写给张教授，写给方明，写给沈知行，写给每一个在这四年里帮助过他的人。不是为了礼节，是为了记录。他想把这些年的经历和感悟写下来，留给自己，也留给别人。信写得慢，每一封都要写两三个小时，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他在信里写了少年班的生活，写了数学竞赛的经历，写了高考的感受，写了对未来的规划。没有抱怨，没有炫耀，只是记录。像一个历史学家在记录一个时代。

7月20日，陈砚洲收到了方明的信。

方明在信里说，他父亲的公司今年上半年从陈家加工厂采购了三千斤产品，销售情况良好，下半年准备增加到五千斤。他还在信里问陈砚洲高考考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回合肥。

陈砚洲当天就写了回信。他在信里说，高考发挥正常，成绩应该不错。加工厂的产品质量要稳定，不能因为订单多了就降低标准。品质是品牌的命根子，品质没了，牌子就倒了。他还说，暑假可能不回合肥了，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直接回老家。

信寄出去之后，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裂缝还在那里，从床板延伸到日光灯，跟他四年前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一模一样。四年了，裂缝没有变宽，没有变长，也没有消失。它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见证了这间宿舍里发生的一切——深夜的争论，清晨的哈欠，考试前的紧张，放假前的兴奋。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继续做题。

7月22日，张教授把陈砚洲叫到了办公室。

“陈砚洲，你的高考成绩出来了。”

陈砚洲的心跳快了一拍，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等着张教授继续说。

“总分五百六十三分。语文一百一十六，数学一百四十八，英语一百零三，物理一百三十一，化学六十五——不对，是一百三十六。”张教授念成绩的时候，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忍住一个笑。“总分五百六十三分。全省理科第十二名。”

陈砚洲沉默了几秒。五百六十三分，比他的目标高出了三分。全省第十二名，离前十差了两位。他应该高兴，但没有高兴起来。不是不满意，是觉得这个成绩还不够好。第十二名，离“状元”差了十一个名次。离“清华经管”的录取线还差多少，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清华经管是清华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全省第十二名不一定够。

“张老师，这个成绩能上清华经管吗？”

张教授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擦了擦。“去年清华经管在安徽的录取线是五百五十五分，你五百六十三，够了。但不是百分之百保险。今年的分数线可能会涨，也可能不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知道。”

“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张教授戴上眼镜，“五百六十三分，全省第十二名，这个成绩放在任何一个专业都够用了。你不用担心。”

陈砚洲点了点头。他没有问“如果不录取怎么办”这种问题，因为他知道答案——不录取，就等第二批志愿，第二批不行就第三批。总有一个学校会要他，总有一个地方会收留他。但他不想去“总有一个”的地方，他想去最好的地方。不是为了虚荣，是因为最好的地方有最好的人、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机会。他要做的事情，需要这些东西。

“张老师，谢谢您。”

“不用谢。”张教授看着他，“陈砚洲，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

陈砚洲摇了摇头。

“不是你考了多少分，是你考完之后没有像别的学生那样疯玩、睡大觉、通宵打牌。你第二天就回来做题了。”张教授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少有的温和，“这个习惯，比你的分数值钱。”

7月23日，陈砚洲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打到镇上总机，再由总机转接到村里。等了大约五分钟，那头有人接了。是父亲的声音，粗犷而急切。

“喂？”

“爸，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