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二章 抗拒检地

  明代女真诸部的南迁，情况各有不同，迁入地不尽一致，但均形成先进民族与后进民族比肩並立的局面，在经济关係上，出现了先进民族手工业品与后进部族猎產品的交换。这就决定了这个时期女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不稳定性和依附性。但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落后的女真部族，在短期內，藉助於先进民族社会生產力，通过与先进民族交易，使其猎產品商品化，內部货幣经济开始活跃，通过特殊的途径將自己引入部族联盟时期。

  明初女真部族的经济，是在元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元代女真经济发展的典型特点是不平衡。在元政府推动下，部分“女直”以农业生產为主；水达达部已有农业生產，並已出现了阶级分化，但基本生活在氏族制度下；吾者野人的社会可能是父系氏族社会；乞列迷和骨嵬尚处在母系氏族发展阶段。

  可见，除“女直”部受汉族影响较大，其他部分的女真人生產方式较为落后，仍以渔猎经济为主。这与他们人口少、土地广阔的生存环境相一致。

  所以，元代女真人口中，不同的部族，对於农业、狩猎、捕鱼，各有侧重，最高水平是农猎兼营，多数部族从事渔猎生產。

  明代女真南迁后，离开本民族原住地，进入经济先进的朝鲜和汉区，便於狩猎、採集的场地相对减少。以狩猎、採集、放牧为主，兼营农业的生產结构，转变为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採集和放牧的生產结构。

  明代女真诸部的经济发展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如果说元代女真诸部经济的特点是不平衡性，那么明代女真诸部经济发展的特点则具有过渡性，不稳定性和依赖性。

  明代女真社会的农业生產与狩猎、採集、牧畜生產，是作为两大经济部门存在的。十四世纪末至十六世纪中叶，这两大部门的生產具有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质，即由狩猎、採集、牧畜生產为主，向以农业为主的生產结构过渡。

  据《明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辽东地区“民以猎为业，农作次之”，迤北女真地区，可想而知也是以射猎为主。

  建州女真阿哈出、猛哥帖木儿南迁至朝鲜近地的初期，正是处於这样的生產阶段。他们在朝鲜的影响下，农业获得初步发展，但整体上还处於由狩猎、採集和牧畜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阶段。这种过渡性质，首先表现在农业生產发展的不平衡性方面。

  部分女真人“不事耕稼，以渔猎为业。”明弘治九年（1496年），建州左右两卫中间的岐州卫，有八十余户，“不事农业”，到採集季节，竟“倾落采参、逾大岭布野”；部分女真部落“以猎兽为生，农业乃其余事”；还有的女真部族以农业生產为主，同时兼营狩猎、採集和牧畜生產，一旦收成欠佳，便又恢復旧业，“吉州叠入音失管下千户者安等十四户，男女並一百余人，节晚失农。每户一、二人慾往旧居处，捕鱼资生”。

  但是，女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农业生產比重逐年增加，农业生產为主的部落日渐增多，更新发布！书友们都去可乐小说看了！甚至形成了若干个耕作区。

  女真人的某些部族和地区，农业生產已经发展起来，“虽好山猎，率皆鲜食，且有田业，以资其生”。或者“屋居耕食，不专射猎”。

  具有游猎性质的流动部族，一变而成为生活稳定的定居民族。这些农业生產较发达的耕作区，是明代中叶女真农业发展的顶峰。

  明代女真社会经济处於过渡时期，就决定了这个时期的女真经济发展不稳定性，特別是农业生產。这种不稳定性，除与过渡性质有关外，还有许多不稳定因素：明代诸申（对平民女真人的汉语读音）人口流动，整体上生產方式较为落后，经常由於天灾导致粮食短缺，部分诸申不得不离开村寨寻求出路，在古代，劳动力人口流动对农业发展有重要影响。

  明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赐童猛哥帖木儿谷百五十石。初，大护军朴楣至自野人曰：『野人甚飢』。猛哥帖木儿云：『国家若给粮餉，不敢离散；否则皆为盗矣。』政府上言：『野人甚飢，运米给之，何如？』上曰：『楣之往，专以救飢也，何谓何如？宜直赐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兵曹掳咸吉道都节制使牒启：『童猛哥帖木儿管下人等求索口粮、鱼、盐、布物。以有限之物难以人人而给之，请將国库杂谷一百石、盐三十石，其中指挥、千户、百户来乞，则依前例撙节分给；其神税布及鱼物，除常贡外，量宜支给。』从之。”